贾建芳

  用学术讲经典著作，是“用学术讲政治”的教学要求，更是经典著作内在品质的要求。堪称经典的著作，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都是内具学术框架和学理逻辑并回答时代之问的学术著作。这就要求解读者用学术框架、以问题为导向、按学理逻辑解读经典著作，真正读出经典著作的理论境界和思想价值，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读书破万卷”的作用。从目前经典著作导读课看，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照原文逐段逐句夹叙夹议的注释性解读，有简单、机械“服务”时政的解读，也有按个人理论专长或兴趣偏好来取舍重点的选择性解读等。这些解读方式虽各有特色，但往往把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定位于现实政治话语或时下热门话题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解读方式有些是直观的望文生义，有些则是机械地观照现实甚至牵强附会，实际上极大地淡化、弱化甚至扭曲、淹没了经典著作的思想、理论和学术价值。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强调“用学术讲政治”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重新审视所有授课是否符合这个新要求，当然也要对如何讲好经典著作进行再认识。本文尝试以解读列宁晚年著作为例谈谈用学术讲经典著作的体会。

  用内在的学术框架讲经典著作。讲课要用学术框架，这是“用学术讲政治”的基本要求。如果说一般专题课所用的学术框架是来自经典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那么，经典著作导读课所用的学术框架则须是经典著作内具的。用经典著作内在的学术框架讲经典著作，是原汁原味地读经典著作的首要原则，也是经典著作的品性决定的。经典著作的灵魂和生命是其思想和学术价值，首先是学术框架的价值。导读经典著作，首先要抽象出经典著作的学术框架。经典著作的学术框架多在“灯火阑珊处”，必须“众里寻他千百度”后才可能抽象出来。这个学术框架应是蕴涵在经典著作中且能运用来读通全文内容的核心观点（基本原理）。对这个核心观点，既要用它验证经典著作的基本思想，又要用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来验证它。经过验证确定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解读该经典著作的学术框架。运用这个学术框架来解读经典著作，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立意，抓住整个著作的纲领，读出经典著作内蕴的理论力量和精神力量。如果不用学术框架解读，那就会读得随意随性，读得琐碎干瘪，使经典著作失魂、失根、失色。我长期学习研究并讲授列宁晚年著作，经历了一个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由浅入深的探索过程，终于认识到列宁晚年最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他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与发展现代文明的紧迫性统一起来，从而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理论，解决了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宁这个创新思想的雏形在列宁晚年著作《论我国革命》中。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的意思是，俄国等东方国家先夺取政权后发展现代文明的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反复通读列宁晚年著作，对这个思想进一步提炼、提升，最后抽象出“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就是列宁晚年著作的核心观点，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基本原理。用列宁晚年全部思想来看这个基本原理，它的确是贯穿其中的灵魂；用唯物辩证法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考量和验证这个基本原理，也是成立的。因此，这个基本原理可以作为讲授列宁晚年著作的学术框架，就是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贯穿于解读列宁晚年著作的始终。如果把解读列宁晚年著作的内容分为基本问题——基本思想——历史地位三个部分，把这个学术框架贯穿于这三个部分加以分析，就会清晰地看出，“基本问题”必然归结为苏俄的特殊情况与理论“常识”之间的反差；“基本思想”必然是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但又不能违背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历史地位”必然定位在列宁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得失成败之间的关系上。这样来导读，才能避免随意和琐碎，避免把列宁晚年思想降低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思路上，避免把其价值定位在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上，才能达到或者更接近列宁晚年著作的本意和应有的思想理论境界。

  以问题为导向讲经典著作。解读经典著作的问题导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典著作的作者所处时代环境和力图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解答的根本问题是他们那个时代怎样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列宁著作回答了人类解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遇到的新课题，即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怎样实现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典范。我们导读他们的著作，当然要明确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的问题。二是学员普遍想了解的问题，如为什么在不同时期都要读这个著作、今天读这个经典著作有什么用、应当把握什么内容等。三是学员的困惑，包括对这个著作应该知道但不知道、对其中的重要内容或原理应该想对但却想错了、虽然想到了也想对了但是表达不清楚等问题。三个层次问题中，前两个层次是导读经典著作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第三层次则是导读经典著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就讲授列宁晚年著作而言，第一部分应讲第一层次的基本问题，即列宁晚年遇到的难题，这就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物质文明基础和内外部环境不同于既有理论预设，现实与理论的反差引起了各种疑虑和非议，列宁要回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是否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新课题。第二部分解决第二、三层次问题，就是把列宁晚年要回答的问题具体化为“革命”（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和“建设”（比较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运用学术框架，按照列宁的思想逻辑，分别分析两大问题，最后概括出列宁晚年著作的基本思想，解决为什么学、学什么、有什么用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针对学员思想深处的问题释疑解惑，如十月革命有没有搞错、是不是搞早了？比较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早产儿”、要不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苏联模式与列宁的思路有何异同、苏联改向是不是历史的必然？只要扣住列宁的初衷和理论逻辑把这些问题讲透了，那么，当时那些关于十月革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等非议就会不攻自破，与之相关的所谓“早产论”“宿命论”“补课论”“跨越论”和“崇拜革命论”“告别革命论”等方面的思想误区就能不证自清，从而坚定学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第三部分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上进一步解决学员在理论联系实际时虽感觉到但说不清楚的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列宁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怎样认识现代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等。

  用学理逻辑讲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包含理论原理，自带学理逻辑，有的清晰可见，有的潜藏其中，需要“解读”出来。对一些学理逻辑比较含蓄、婉转的经典著作，更需要反复研读，经过一番思考后才能提炼概括出来。其方法是以问题为导向，先确定逻辑起点，再按照学术框架概括出学理逻辑。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推导出“两个必然”理论，学理逻辑严谨。导读《资本论》，必须讲出这个学理逻辑，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才能展现其理论力量、思想力量和学术价值。解读列宁晚年著作，应以“革命”和“建设”两大问题为导向，以现实与“理论常识”的反差为逻辑起点，从两大问题分别展开其学理逻辑。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革命”问题的学理逻辑：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主客观条件的合力，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合力作用的结果，是有特殊性，但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要用一般性否定特殊性。这自然就批判了那种说俄国生产力落后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论调。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建设”问题的学理逻辑：苏俄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必然特殊，只能迂回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不能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革命”问题是解决“建设”问题的前提，两大问题统一于学术框架。运用学术框架解读列宁晚年思想，其学理逻辑就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特殊性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既不要用一般性否定特殊性，也不能因特殊性而违背一般性，必须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夺权政权后必须全力以赴发展现代文明，赶超资本主义文明水平，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就是列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逻辑和初衷。苏联模式是当时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而成的，历史成就巨大，但是后来僵化了，代价沉重，其失败正是违背列宁初衷的结果，其理论根源是违背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忽视了现代化和发展现代文明的重要性和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思路的延伸和超越。

  总之，只有用学术讲经典著作，才能讲出经典著作的原意和境界，释放经典著作跨越时空而不朽的光芒，才能达到经典著作本身的思想高度、视域广度、理论深度和逻辑力度，才能使学员如醍醐灌顶，既思接千载，又照明当下，也才能避免那种琐碎的注释性解读、那种牵强的“政治性”解读、那种随意的选择性解读。如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的学术框架，按列宁思想的逻辑，以“革命”和“建设”问题为导向，概括出具有学理逻辑的思想。这样的导读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列宁晚年思想和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就超越了那种仅从党派偏见和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的视角来看列宁与同时代人思想分歧的局限，超越了那种仅从新经济政策、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等具体层面看列宁晚年思想及其价值的解读方式，从而充分彰显了列宁晚年探索和晚年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副主任、教授